提到“过年”,我们往往沉浸在团圆的喜悦中,但在古人的语境里,它其实是一场“危机”。从甲骨文中“五谷成熟”的喜悦,到袁世凯定名“春节”的权衡,过年的历史,是中国人与天地自然、政治秩序不断适配的过程。
今天,我们将跟随北宋文豪苏轼的足迹,去打捞他人生中七个极具张力的“过年”瞬间,他把这些记忆都记录在了每年的《元日》诗歌里。从26岁初出茅庐时,对时光如蛇般的焦虑,到徐州身披蓑笠的士大夫英雄主义;从乌台诗案后,正月初一凄凉离京的涅槃,到晚年身处海南绝地、向死而生的豁达。
苏轼的一生,曾无数次在除夕的寒夜里漂泊在城外的孤舟上,他也曾执着于回归故乡,却在晚年悟出了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真谛。借由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视角,我们会发现,中国人的过年不仅是情感的向心力,更像是一次次生命的重置。当苏轼把“黄州惠州儋州”定义为平生功业,他便从一个宗族的守望者,变成了真正的自由灵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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